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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与生存10

作者:Zmin   来源:原创   阅读:35670   评论:0

10. 去云南

1986年底,我与儿子动身去赶火车,站台上人多如猴群。由于时值隆冬,他们嘴里都吹出热气,好像人人都在吸烟。周围很吵闹,家芹大声话别:“注意你的肺,坚持吃药,烟酒都戒了。男人孤身在外,要管住自己,不准乱搞女人,乱搞就大家一起死!”老婆激愤,我赶紧说是的,她又说:“你要带好儿子,要是困难就赶紧回来,孩子实在太小了……”女人开始抹眼泪,好在火车启动了。

车内早已满员,没座位的人东倒西歪。乘客大都是外出打工的,行李很多、拖家带口,简直就像集体大逃亡。此时已有“盲流”说法,我从不认其为伍,自以为是赴任的人民教师。我买的硬座,孩子免票,小川第一次坐火车,问个不停:“爸,勐海有海吗?那边有没有耗子?火车一直到那儿吗?”我说勐海没海,耗子是到处都有的,铁路到不了那儿,还要坐汽车。此时火车在夜行,小孩蜷曲得很不舒服,总有挤座的人来惊扰。我让他爬到车座下面去睡,那里宽敞些。儿子钻下去,趴在地胶板上睡着了。

一昼夜抵达昆明,再转乘长途客车,到勐海还有几百里。山路盘旋陡峭,行车如乘船,又慢又摇晃。越往南走天气越热,小儿晕车呕吐、哭闹。我替他脱掉棉衣毛裤,同车人说那边根本就没冬天。我想留这衣物有何用,便从车窗丢出,风立刻把它们带走了。孩子嬉笑:“看呀,飞了!”我代为高兴说:“要是有人捡到了,就算我们送他的。”

三天两夜,我们到达勐海。县教委举办了欢迎茶话会,桌上好多水果,芭蕉、芒果,儿子吃得拉肚子。随后我被分配到打洛镇,任教于一所民族中学。镇名“打洛”是傣语的音译,意为多民族混杂的渡口。此地在中缅边境,濒临澜沧江,延伸至湄公河。两岸聚居有傣族、哈尼、基诺,以及境外的佤族、果敢、掸邦,等等。

我自去民中上课了,异域教书,可与内地不同。课堂上各种民语混杂,诸如傣语的“仑双介咇”,布朗语的“哏和哈哼”等。我得先搞清楚民语的原意,并以此转述汉语,再译成英文教读学生。书教得我晕头转向,孩子们也学得不亦乐乎。

这里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,且女多男少。原来当地男孩从小须出家一次,去寺庙里当小和尚,由老僧传授传统文化。启蒙教育下来,男孩既可就地终身为僧,也可还俗,学习现代知识。所以这里送子读书多为女孩,尤其小学班几乎不见男生。

我所教的班上,有个叫“玉罕”的傣族女生。她家在曼景澜开了个小餐馆,常有外国人去食宿。学好外语是小玉罕最大的心愿,我常被邀请去做客。玉罕家专设一张桌子,供我与老外交流,实为招徕顾客。我在桌上立一块牌,写了:“Teach you to speak Chinese.”名义教老外说汉语,实为免费享用啤酒和咖啡。我受益匪浅,既训练了口语、又交了不少外国友人。不过这种故作洋派的把戏,在我日后的消费中,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。尤其咖啡成瘾后,贵的吓死人。

在民族村寨,杆栏式的建筑视野开阔。外来旅客吃喝观景,昏昏欲睡。当地人好把各种东西搞成酱,有虾蟹酱、昆虫酱,再用生菜沾着吃。有一种叫“剁生”的食品,是生牛血、猪脑的混合物,闻着难受吃了上瘾;87年国际卫生组织来考察,当地人寄生虫严重。我忌惮那些食物,多吃烤鱼、炸青苔和各种野菜会煮的杂菜汤。我儿子好吃水果和竹筒饭。

异域谋食,诸多传统美食也引来境外吃货,常见的吃相是:日韩客人穿着整齐,进食彬彬有礼;坦胸露毛、胡子拉渣大嚼者,多半是欧美人。他们尝试辣椒,吃得头冒蒸汽,就像在清蒸猪头肉。这里付账自便,客人把认为合适的钱放在桌上。为接待外宾,小玉罕学说英文:“Money,日本人给得多吃得少,Dollar,美国人给得少吃得多。”

入乡随俗,为解决后顾之忧,我将儿子寄养在玉罕家。因我帮他家经营生意,他们也很乐意收养。傣家人按照当地习俗教养我的儿子,从小习就傣家的劳作、采集、狩猎等生活方式及生存技能。到儿子6岁时,玉罕家也把小川送进寺庙学习。我曾去旁听过,众多小光头打坐诵经,咿哩呀乌。我听不明白,寺庙尊者告知,这是在教化做男人的规矩,从小要敬奉神明、尊重老人、善待妇女。尊者告诫家长:“孩子归家报学,父母要听。”每当儿子回家,在他郎朗的复读中,我忽有天伦之乐的感觉;始知他们给予小孩的启蒙,较之汉族的杂乱盲从、望子成龙,实在相去甚远了。

为亲近大自然,我常领儿子去游澜沧江。小孩第一次下水,惊得嘴唇都白了。这事儿让玉罕家人很担心,他们说有“席子鬼”即一种人不能见,会卷人下水的怪物。我常游水却从未见过,倒是偶见竹编的尸床在水面上漂过。床上铺满了鲜花,有蜜蜂和蝴蝶在追逐。这一奇观,我想所谓席子鬼,应是某一民族的水葬习俗,因种族各异,以讹传讹而已。

在江边的弯道处,有好些上游漂下来的竹排和木筏。我常与儿子划着竹排顺水漂去,从澜沧江往下游,及至著名的湄公河。但见两岸美丽的风光和惊人的贫穷,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,往往使我流连忘返。这时候,小玉罕就在岸上追着喊:“老师,你出国啦!”

我不知道,现在出国难何以这么难?在这里各族间世代往来,本没有明确的界线。这边的女儿嫁过去,生了孩子当天就有亲家过来报喜。诸事同此,那边的牛跑过来,混在这边的牛群里吃草,向晚两边一吆喝,牛就自己分群回国。若是有母牛受孕生子,两边也不会计较“爬骚”费,反而一起挤奶喂孩子。所以这边那边,其实没有边。当然人为的国籍还是有的,不然就乱套了;但有了国界,世界还是乱成一团糟。

长留此地,我办了一张边民证,常去境外游逛。我通常是雇一辆三轮摩托,驾车的是佤邦女人,载客游只是形式,更兼做各类生意,诸如玉石、沙金和鸦片。鸦片黑黑的,这个差点儿让华族危亡的东西,在这里几乎每家后院,或不为人知的地方,都盛开着一片樱粟的灿烂。其实那东西,正用缓解痛苦,邪用就害人了。我自有头疼的毛病,只要服下指甲抠的一小点,立即止痛。可以说我多年的固疾,终有了良药,但也没有因此成瘾。

关于病痛,我有过一回感恩的记忆。那年雨季,不知是给毒虫叮了还是受了湿地热瘴,我得了一场大病,发高烧上吐下泻,昏迷不醒。听儿子讲,小玉罕大哭,其家人把罂粟花熬成汤,给我擦洗、熏蒸和灌喂。同时,还请来庙里的和尚念经。七天后,我总算活过来了,深表感激,玉罕的母亲说,这是“南传佛主”的保佑。

由事观之,这儿的女人更有用,掌管家务、田间耕作、子随母姓。相比之下,男人煮饭带孩子,即使集市赶街,也多见女人做生意,男人背做孩子,只做消费客。相比之下,傣家女崇尚苗条,日常穿著筒裙,类比汉族的旗袍,却也同工异曲。这地儿四季炎热,绚丽的筒裙著身,女姿窈窕,终年得见;而汉人的旗袍,夏天尚可媲美,穿在冬季就臃肿不堪了。

由此可见人之为美,更依赖于天然的造化。傣族人爱干净,尤其是勐混的水傣,必须每天净身。每天清晨,小玉罕总会拎来一桶水,要老师洗洗。我一改过去的慵懒,站在竹楼上洗浴。耳听晨曦的鸟鸣,眼见傣女的纤细,不由人诗兴大发:

仿佛是火鸡向孔雀唤情,那清晨在竹楼我不甚分明。

人道是南来的信风,吹响果球炸裂的森林;或者是

榕树的气根在炽热中呻吟。然而随风飘来一道倩影,

鹅黄紧身,花斑筒裙,于是苍翠的阔叶化作一片柔情……

我把这首诗寄给成都的妻子,本想以资取悦于她,结果讨来一个大没趣。家芹回信说:“啥子火鸡唤情,你的孔雀是哪个?我晓得那边的女人,十二三岁就熟透了。我警告过你的,在外头要管住自己,不准乱搞……”老婆就是这样理解诗的,及至雨季学校放假,也没有回家探亲;反倒由于共同兴趣,我在当地结识了一个北京女知青。

她早年支边云南,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六年。老知青嫁了当地人,丈夫是个爱伲族,很英俊、有文化。他们育有一对儿女。老知青喜爱文学,我读过她发表在《版纳》杂志上的文章,其中一篇“橡胶泪”的散文诗,这样写的——

“我们夜半起身,头戴矿灯却在山林上漫行。把刀子刻入树身,不可太深,只要痛得它们流泪就成。饶着树杆儿转呵!每天三百里光景。到晨光竖起阴影,仿佛有千百条铁栏,但我们必须过去。因为拓荒的眼泪,山火的焦尸和瘴气里的呻吟,这一切不能白费。三叶树呵,真是哭的象征。我常在南国炎热的记忆里,复想那长流,祭奠我们昨日的清纯……”

我们谈及诗源,老知青认为历来国学诗词,多属个人恩怨、风花雪夜。虽然不乏千古绝唱,但多为小家情怀。若论史诗,更是绝无仅有。女知青列数传承,说希腊有荷马、藏族有格萨尔,即使傣族,也有兰嘎西贺,继而复问:“可叹我大汉民族,五千年哟,无非君临天下、歌赋乐府,遑论民族史诗……”

我反驳道:“汉有诗经四万言,还有孔雀东南飞。”她却说:“孔雀拟为诗史,容量不够。至于诗经,也早被历代儒学篡改得不成样子了。”我不以为然,遂吟诵《诗经》中最长的一首: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。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……”她听了很惊讶,说:“你能背诵诗经?这样的人,现在可不多见。”

我去过她家,竹楼上挂着各族饰物、佩刀。她丈夫请我喝酒、吸长筒水烟。爱伲人会吹口弦,女知青和声歌唱,颇有民族融合的好氛围。我看见,她家院里养有鹦鹉、孔雀。那鹦鹉学舌普通话:“您好、我是北京。”然而孔雀的情形不太妙。由于游人渐多,其尾羽被拔掉不少,当其开屏,就像一把破旧的芭蕉扇。那会儿,女知青走近前来,说:孔雀之美,亦如凤凰;尽管拔毛饰美,但五百年一涅磐……”

“你就没想过,有一天回北京去吗?我想她可能是在构思一首诗吧,便问道。

“当然想了,但是我爱我的丈夫和儿女,也只能写诗来稳住心了。”女人如是说。

用诗来稳住人心,这或是她一个美好的意向。在物欲日渐的时代,又能持续多久呢?后来我离开云南,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。女知青在信中说,她丈夫因遭意外,不幸身亡。什么意外信里没有说,只说他们的婚姻也就此解除了。她带着一对儿女回到原籍,但未能落户,也没有工作。

我在想,有的人一生命运多舛,谁说得一定呢?又过了好多年,我偶然在书店里看到一本诗集,扉页有女诗人年轻时的照片,非常美丽。书中一首“记异地花木”这样写道:

在巴玛,或更遥远靠近圣战的地方,

有一种淌血的树,开白如纸的花儿。

据幸存者说,那是地下长眠的意象。

但是等着吧,只要等到返世的苍翠,

在阳光下,合成生命的毒素。

姑娘们就会用树汁涂抹嘴唇,

去亲吻那边深爱她们的情郎……

诗中的巴玛是缅甸的音译,那花木是当地人称龙血树的乔木或灌丛。这种植物木质松软,做家具不堪适用、做柴禾尽冒烟,因此生命力极强。北京知青以此入诗,貌似记述了种族纷争又融合,其中不乏的艰辛爱情,也分明计有女诗人对亡夫的思念。我想这种思念,并不因为联姻的破灭而有所改变;他们不是育有一双儿女吗?我本想和她取得联系,但时过境迁就放弃了,仅希望她能写出汉民真正的史诗。

巴玛边境属热带雨林气候,因此来自寒冷国度的北欧人居多,有的一住就是小半年。其中有个叫“尤纳斯”的丹麦人给我印象很深。洋人长着络腮胡,是个基督徒,常给我解读Holy Bible,尤纳斯说,此来观察民俗宗教现象。老外会点汉语,我们常是双语交谈。一天,他很认真地问我“中国功夫”怎么回事。我知之甚少,尽管当时国人盛读金庸、古龙小说,港台武打剧也在普遍闹腾。

“功夫曰工夫,可不就是瞎耽误工夫么。”我以此作答,尤纳斯摇头愣眼。我搜肠刮肚,学说术语“剑诀法术、履水腾空、百步取人首级”等。我翻来译去,洋人连声问剑诀、腾空什么,又如何取人首级?他说翻译有困难,现身说法也行。可不是吗?悠久的汉学文化对异帮来说,怎么诠释也不过东风吹马耳,还不如肢体语言更易懂。当即,我模仿电视里的比划“咿呀呀”的学猴叫。不料这一糊弄,更多洋人来了兴趣,竞相中式抱拳,大叫:“GongFu意思要我教他们几招。

我想反正也是闲着,那就收徒传艺呗。就这样,我在清晨和黄昏(白天得去学校教书),领着各国徒儿在榕树下操练。练什么呢?消食解闷、瘦身减肥。装模作样,或有几分功效,真要练得飞沙走石,百步杀人当然是哄鬼的。当然我并不收费,只是因为,我不还患有肺结核么,不妨自身也练练,说不定病体就好了。

其实教老外打拳,也不是什么好差事。他们缺乏东方人的涵养,练得烦了热了,就脱光乱打,简直像一群猴子在发情。我身为教练,都不想去纠正。因为洋人体味很重,常熏得人晕头转向。何况他们都牛高马大,我那5岁的儿子,总在其胯间、腋下穿来爬去。我真怕他们无意间伤着了孩子。

“你那样,影响不好吧?”这事儿内行看门道。当地庙里有个高僧叫岩屯,他说远道来客,要以诚相待。我说本就是闹着玩儿,岩屯道:“武功实有,不可敷衍……”说话间,老头将手指撮拢,形似鸟喙,倏地朝一棵树啄去。但见树皮开裂,木屑飞溅。我看得呆了,啄树如此,啄人岂不皮开肉绽!后听人说,早年一恶人横行乡里。岩屯一指啄入其腹,竟勾出小肠。恶人连声讨饶,岩屯一松指头,肠子又弹回腹腔。恶人从此再不敢横行。

我有心拜师学艺,岩屯称此“指骨功”不打熬半辈子,功力不能练就。自那以后,老者也将一些基本功演示老外。诸如运气点穴、蹲步旋转,其套路朴素简单,多以“肘膝”防范攻击。岩屯解说四肢乃人天生武器,保护自己为上,治人于死为下。譬如掌击对方颈脉,让其大脑缺血晕眩,或叩击敌手下颚,捣破腮腺,使其唾液回流堵住咽喉;但要适时扶起,否则会窒息人亡。还有损招,可杵人脐下,可使敌手冷静,无心恋战。

我揣测那损招,可能和抑制人的肾上腺素有关。习武其间,那丹麦人学得最起劲。有一回练就中,我趁其不备,突然用指骨杵了一下他的肚子。我本想一试久练如此的效果,岂料功夫不饶人,竟使他大叫大吐起来。吐的是中午吃的生牛肉,当然已在胃里沤熟了,其味无法描述。此事受到岩屯的斥责:“习武者,切不可持技伤人!”我遂向尤纳斯道歉,他笑笑,也杵我肚子。他说:“民俗即文化,而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宗教。”

实际上,傣族是一个很温和的民族,全民信仰小乘佛教。其教义是人必自律,只有少数人死后能进入天国;不像汉族信仰的大乘佛教,普度众生,且人可得道,甚至鸡犬升天。所以这儿的日常生活,就是与人为善,和睦相处。寨子里偶有纷争,只要僧人出面调停,立刻就化解了。在这里,看不到一个乞丐或偷儿,他们早就被请进竹楼以客相待了。常见的礼遇是这样,邀客进屋清茶吃饭;若客人不言走,主人就铺床留宿。一般讲,傣家人以留客时间越长为荣,且不收取任何费用——2000年我重游旧地,已经没那样的礼遇了,当然是因由市场经济的渗透,物欲至人为,不在话下。

当时对于这一独特现象,研究俗教的尤纳斯说:“人们总是过分夸大了民族的不同性,其实人的共性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宗教的本质,就在于人性的共勉和寄托,驱赶现世的邪恶和内心的恐惧,从而增强适者生存的信心。”

不久丹麦人要去西藏,聘我做Company(陪同),酬金每小时三美元,昼夜合72美元,还包食宿。这个待遇,即使现在也很高的,但我婉拒了。首先我带着孩子,不可能跟着老外到处乱跑,其次我不信宗教,不适合做一个基督徒的陪同。尤纳斯惊问:“一个人,怎能没有信仰?怎么耐得住寂寞,抗得了诱惑?又如何远离凶险,平安走完剩下的路?朋友,无有信仰的人生,无时不焦躁和忧虑,是不能感到幸福的呀。”对此无从教化,但我心存感激。毕竟从这个外国友人那儿,我学到了好多关于宗教的英文,为今后的饭碗补了一块缺。

总之,这是个产生诗的地方,但没有诗的生活也在进行着。我携子流连于此,有幸结识了北京知青、交往了武术高僧、信教的丹麦人等。后来我常跟人说:如欲写诗,就去云南;或想交友,就深入边陲。其他地儿没这多花木、种族,入诗写来只会空洞无物,与人交往也是索然无味。那阵子,我除了代课也兼做导游。为帮一老兵转交遗物,我差点死在那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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