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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与生存20

作者:Zmin   来源:原创   阅读:57001   评论:0

20. 乡愁

古往今来,关于乡愁不胜枚举。早在《诗经小雅》里即颂: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……”台湾诗人余光中把乡愁喻为:一枚邮票、一湾浅海、两个坟头。”而18世纪的瑞士医生雅各,干脆把乡愁定义为一种病,其症状就是漂浮的抑郁、绝望的归宿感,并具有可传染性的自杀倾向。

我至爱家乡犹如情人。她婀娜多姿、物产丰富,体态四面环山,状如饭盆,吃碗饱饭没有问题。据史料记载,川蜀更早是犯人的发配地、袍哥人家的原出处;即使挖开祖坟,淘宝出来的更多是兵器,所以自古蜀人均好战。前清时,川民暴乱,令官府最感头疼;抗战时,川军出征,打鬼子最有血性。然而超和平时代,故土偏安、洼地效应,成都尤以休闲、美食闻名天下。说道休闲,大家伙坐茶馆,小家子打麻将;但说美食,一道菜放百种调料,熬得生活之汤五毒俱全。

人们食而娱乐之,表面上看悠然自在,实则干筋火旺,况有数据显示:蜀女是外出当小姐最多的省份,川男为劳务输出最大的源头。我出生在这地儿,也常年外跑。所谓乡愁者,因由时代的变迁,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,只能假装在生活。我欲因之梦寥廓,填词【沁园春】一阙:

天府之尤,人文已去,广厦旧楼。看古柏虫蛀,市井聚散,老脸挂锈,新潮浊流。黎民向东,纵横十里,但得家物少自由。怅府国,镇李杜大气,今现何物?突然破落出头,改阡陌人众似渔游。袭西洋风残,春熙热闹,闲遐附丽,遭斥武侯。大景小滩,罗列号字,竟土多年万户愁。论宜居,当天人合一,还我益州。

自我返乡,得知绪勇已和漂妹结婚,并育有一女。那日为小女做满月,老友邀约天府酒楼。席间绪勇豪饮,大谈荒岛经历、意外发财又患难成家。漂妹听得热泪滚滚,抱出女儿来给大家看。我瞥了一眼,觉得那孩子一点不像绪勇,晓春却随喜道:老大中年发迹得子,可喜可贺。我却又不懂了,你们同去撞海,怎么一个满载而归,一个空手而返?我只顾喝酒,不予作答。

“我绪某人,绪勇大言不惭,“无论何时何地,都能抓住机遇!他就晓得教书,还写诗,诗能写出钱么?或为酒的燥热,绪勇一个劲儿抓挠,就像浑身有虫子在叮咬。受其影响,我也抓挠。一时间皮屑飞舞、瑟瑟有声。毕竟就座高级餐厅,这行为实在有碍观瞻,晓春失色问:“哎呀,你们这是怎么啦?”

原来生活貌似美好,其实人人都有隐忧。确切地说,就是我们身上的那层皮。当初在脚后跟岛落下的痼疾,至今仍不见好转。其肤色越见其深沉、硬化,都不出汗了。这模样在荒蛮之地不算什么,进入文明社会就是异类。同样有此暗疾的漂妹,更是无地自容,几乎不敢出门;且因肌肤感觉迟钝,不再与丈夫亲近,气得绪勇直骂:那个瓜婆娘,老子早晚要休了她!这话也是冤枉漂妹,不然他俩的孩子哪来的?

我们去过医院,医生说病理不明,打针吃药都不管。为祛除顽症,起先我用清水洗,用碱水泡,甚至用刀子刮;看似清除了,过几天又复生硬如牛皮。绪勇想出一法,即用硫磺熏蒸。当时桑拿浴刚在本市兴起,熏蒸设备还是炭火。我们暗带硫磺溜进浴室,将其放在火上烤,裸身全封闭式汗蒸,就像现代工业漂白食品那样。我们暗熏数次,熏得老板起了疑心,不准我们再入室。其时老板大可不必,如果采用此法,说不定生意会更好。

然而熏蒸下来,我们的肤色日益变浅,触觉略有恢复。有此效果,漂妹也如法炮制,虽不能返回原貌,但至少敢于出门,而绪勇也没有休了她。唯一不爽的是,无论我们走到哪儿,人家总说有股硫磺味,仿佛有鬼在附近似的。

前面说过,我只能假装在生活。那天我和晓春说起“争子败诉”的困境,朋友听了说他也不顺,象棋厂不景气,工资停发。晓春说:“我们搞了个草根乐队,到处窜场子,运气好也能挣个千儿八百。”这数字听得我心痒,也想进乐队去试试。晓春说干那个,须有音乐人资历,至少也得会一两件乐器。我提起当年“头盖骨”的知青乐队,晓春笑道:“今非昔比了,不过我帮你问问,看人家要不要。”

过些日子,晓春过来说乐队缺一个打鼓的。他说这活儿简单,就是眼瞅指挥,看手势敲鼓。于是我被摆在一个大鼓前,那鼓直径一米,耸立乐队后方。我想蒙这鼓皮,不知要杀多大的一头牛。所谓草根,成员多为走穴人士。指挥“老唐”是个著名音乐人,脾气很大。每当演出,我就死盯着他的手,一旦指向我就猛来一锤。我看见,全体队员都随着鼓的余音,在晃悠后脑勺。但要是打偏了,后脑勺便瞬间固定。不过一场演出,我也敲不了几下。

草根乐队通常是串场小型演出,诸如巡演个唱、电声摇滚。有时运气好,也承揽“竣工庆典、锦城之春”的大单子。此外红白喜事、婚丧嫁娶,只要客户出价,队员就扛了乐器去凑热闹。我当然只是敲鼓,但有一回还是打偏了,直比打在头盖骨上还要糟糕。

事情是这样,草根乐队接了个祝寿的活儿。雇主是国土局要员,为老爹做80大寿,因此送寿礼的很多,名酒香烟保健品,摆得像开杂货铺。其中最张扬的是,在一块红绸缎上,用百元大钞拼出繁写的“壽”字。这可需要很多钱,要员大为赏识,叫嚷:“挂起来!”就挂在太师椅后面的墙上。不期此物,真就把寿星佬给挂了。

当时音乐声起,我“嘡嘡”击鼓,节奏配合属员的三拜九叩。想必鼓声震荡了空气,竟见悬挂的钞票纷纷飘散下来!飘得那壽字就剩下部的“口寸”了。现场大煞风景,老头原是个中医,反念寸口即为“命脉”之意。老头大惊失色:“寸口、我命休矣……”遂滑下太师椅,口吐白沫,猝死于地。

没有比祝寿变成送终更悲催的事了。国土要员嚎哭过后,决定隆重发丧,高价雇请乐队随行,即送戏下乡“打丧火”去了。死者家乡属国家级贫困县,但毕竟衣锦还乡、尸归故里,父老乡亲都跑来看热闹。车队绵延长街,吹乐打鼓、抛撒纸钱。此去豪华墓地,要上百级台阶。乐队的“葬礼曲”已开始跑调,接着大鼓又出了状况。那鼓由两人提拎,我边走边敲。岂料坡道湿滑,大鼓脱手滚去,就像跑掉的汽车轮,撞倒了后面的抬棺人。棺材顺着石梯朝下翻滚,猛烈的撞击使棺盖脱落,尸体倒出,随葬品散落一地。

“出事啦!漏金啦!”围观群众呐喊,随即轰抢财物,尸体也给踩踏得不成样子了。丧主气得发疯,着令手下阻止抢劫、痛殴乐师、砸毁乐器。我首当其冲,抵挡几下落荒而逃。事发后,雇主诉诸法律,要求赔偿财物及精神损失,共计40万元!这下非同小可,草根队员如丧考妣,老唐竟要我承担全部责任!我抗辩说他们也打伤队员、毁坏乐器。晓春满脸菊青,说:“这官司赢不了。”我自知难辞其咎,一溜烟逃到绪勇那里。

“晓春怎么让我干这个?”朋友问清缘由,我说干这个是有原因的,遂讲起“头盖骨”的故事。绪勇听完笑道:“不管你头盖骨,还是烂草根,这哪是做生意嘛?简直偷鸡不成蚀把米。”我说人家告状了,要求赔偿40万!绪勇说那只是原告诉求,不等于法院判决。他建议我暂时避避风头,最好到外国去躲一阵。我愣住了,问他去哪个外国,绪勇于是说起,早在九三年前后,他就开始做边贸生意了。

事情缘起90年代初苏联解体,分离出许多小国家。多国戡乱,物资匮乏,尤其日用品极度短缺。国内生意人看好时机,便开始与周边邻国做边贸。生意初期都是“以物易物”形式,也就是用内地的滞销品去换取境外的资源物资。绪勇说:“随后就了不得了,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,一些人都做成倒爷啦!”

“倒爷啥东西?”听这一说,我全然忘却了打鼓官司,急问。绪勇说倒爷,就是利用双轨制的价格差别,在市场上倒买倒卖商品,牟取暴利。其中北京地区的官倒最具代表性。那些官家子弟,通过批条子、找关系,套取国家配额做境外交易,都做成国际倒爷了。

我又问何谓国际倒爷,绪勇说他通过边贸活动,得知那边也在搞改革,同样好多企业破产,国有资产流失。他已在通商口岸租赁仓库,建了商号;准备用国内的轻工产品,去境外换回基础物资,诸如建材、钢铁、机床,甚至石油。绪勇说:“这才叫大宗买卖,晓春的乐队算个屁,商演不成还吃官司。”我听得懵逼,问他干这种大买卖,哪来实力和资本,绪勇说:“这就是马坎的问题了。”

关于马坎,绪勇这样表述:所谓市场经济,说白了就是政治市场、官商经济。不是早有个政治经济学么?现在看来,要想快速发财致富,就必须有当官的做背景。单凭个人努力,怎么也赚不了大钱。所谓做大做强者,无论国有私营,都是靠官商运作。绪勇归纳道:“我所谓马坎,就是打通关节,利用现有政策漏洞,违规不犯法,当事人利益均沾。一句话,既然是马坎,卡住了就前功尽弃,翻过去就一马平川。”

“要这样的话,我倒认识一两个。”绪勇一席话,我茅塞顿开,于是说起很早就认识一个檐耗儿,如今在本市当大官。另一个在云南结识,此人做银行监理……我如是说,绪勇大叫:“大官、银行,这正是我想找的!你和他们关系怎样?”我说不怎么样,连朋友也不是,不过知道点儿他们的糗事。绪勇一拍大腿,高声道:“知道点儿糗事,好的很,老子就勾兑他们!”

接下来,在我的引荐下,绪勇首先认识了那位副市长,其次是银行家。为勾兑官方,绪勇西装革履一身名牌,租一辆俄产的拉达轿车,以企业家身份登门拜访。为高规格进见,绪勇出手大方,请客吃饭、赠送厚礼,还一起出入高档场所,寻欢作乐、称兄道弟。相形之下,我只是陪坐饭局,就为喝点好酒,朋友的“马坎谈判”从不介入。实际上,我对生意一窍不通,现学也来不及了。

如此政务公关下来,某一天,老同学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商务成果。有红头批文、银行资质,还有合同书、订货单、欠款条,总之五花八门的一大堆。绪勇所以出示这些,因为从形式上讲,我应是此番生意的主要合伙人之一;所言之一,因为从内容来说,还包括现代官僚政客人等。基于此,绪勇和我有一场对话——

“你不是问实力和资本吗?这些批文、单据,就是我能做大宗贸易的资质证明。其实也很简单,一个在任官员,一个银行监理。权势加金融,这就够了,或者说得好听点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什么事干不成呀。”

“这么说,你和他们都勾兑好了?我就搞不懂,那个檐老鼠,还有那位银行家。人家可是吃官饭的国家公务人员,而你不过是一个私营业主。两边合伙做生意,这中间谁在投资、谁将盈利?发生风险又该谁来承担?”

“我对他们说,我只是个生意人,不关心政治只注重友谊。那官儿主管轻工,半死不活的企业多的是,巴不得我去盘活。当我有了市府批文,银行就敢放贷。我按批文等级、银行放量给出相应回扣。他们既做稳了官,私人又得了好处,何乐而不为?”

“照你这么说来,政治经济学还真是另有出处。其实这种现象,古已有之。战国就有个营国巨商吕不韦,清朝还有个红顶商人胡雪岩。他们都是官商勾结、从政发家,最后富可敌国。那么说到现实,我们又得了什么好处?”

“我们的好处大了,有了政府支持和银行的担保,我再去企业订货,就没有拿不到的。告诉你吧,我现在到手的物资,至少近千万了!其中80% 是那位檐老鼠帮我弄的。而预付所需的资金,100% 都是银行的贷款。”

“近千万啦,厉害了朋友,这可不是那年番茄撞货的鬼把戏。要知道老大,我们可是拿着国库里的钱,去做自己的生意,弄好了皆大欢喜,弄砸了可是赔不起的。做这种生意事关重大,当事人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,甚至罚款、收监!”

“锤子的责任呀!前几十年,国家搞计划经济,做的产品根本就没市场,让外来商品冲击得一塌糊涂。说得好听点儿,我这是把国内死货弄到境外去盘活,挽救那些要垮的企业。当然了,等我手里有了钱,就只有他们求我了。”

“这能盘活么、能挽救吗?不要把人家坑了。据我所知,任何行业都是连带的产业链关系。我们伙同政府这么干,银行的还贷问题且不说,企业收不回钱就没法再生产,而一旦停产,就可能关门倒闭,大量工人失业,经济社会都受影响。”

“扯那么远搞卵呀!现在是饿死胆小的、撑死胆大的。反正是官商利益均沾,瓜分改革红利;等到国家感到不对劲了,再立法监管,当事人早已中饱私囊。其实他们当官的,随口就吃掉国库几千万,我们不过是吞了点人家的清口水……”

我俩吵到最后,都累了,绪勇突然问我:“那官儿,怎么说也是个人物,你咋敢叫檐耗儿?”我说这绰号,源于历史又涉及个人隐私,还是不明言的好。再说,我也没有当面这样叫他。绪勇一笑:“我也不会当面叫他。”

这一节,本是言说乡愁,结果扯到了市场经济领域。当然也没有离题太远,试想我们的祖辈们,从早期的下南洋、闯关东,再到如今的海外移民潮,不都是为了谋生发财而背井离乡的么?及至眼下的所谓翻马坎,也不过如此。就这样,趁那个“打鼓官司”还没开庭,我和绪勇前往西北。这一走可坑了吴晓春,但人生在世趋利避害,我顾不得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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